解放前夕，全国各地以鸦片烟毒为主的毒品泛滥，种植罂粟的面积超过100万公顷，制毒贩毒几乎遍及全国。北京城里也是烟馆林立，设备简陋的烟馆叫“燕子”。漆黑的一间小屋子，床铺上放着充满油垢的烟具，光顾的不是小偷就是人贩子。

　　稍为有点脸面的人，一般到大烟馆。里面备有铜床、铁床，吸烟的时候还可以叫酒饭和条子（娼妓）。当时有副对联写道：“竹枪一枝，打 得妻离子散，未闻炮声震地；铜灯半盏，烧尽田地房廊，不见烟火冲天”。卖大烟、运大烟的都是和地方官警交往密切的人，没有政治背景很难吃上这口饭。

　　学生游行迫使日伪当局枪毙大毒贩

　　清政府没办法对付烟毒，北洋政府甚至靠这个吃饭，南京国民党政府也只做了些表面文章，所以禁毒、清毒的活动在旧中国一直没有大的进展。

　　最有成果的一次，算是1943年冬天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学生清毒运动。曾参加过此次运动的人回忆当时的场景：“一个非常寒冷的夜 晚，我们几千学生高呼禁毒口号，游行到夫子庙一带，冲砸了所有的鸦片烟馆，把醉生梦死的吸毒者揪了出来，其中不少是敌伪官员，还抄出了大量鸦片、毒品和烟 具。我们在国民大会堂广场前焚烧收缴的鸦片、毒品和烟具，同学们围着熊熊的大火，齐声高唱《毕业歌》。在我们后面，日本宪兵队持枪列队，虎视眈眈地对着我 们。大家悲愤满腔，情绪激昂，毫无畏惧。其情其景，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。”学生们迫使当局枪决了大毒贩。

　　毒贩猖獗将新中国干部拉下水

　　国民党败退以后，苟延残喘的小军阀、横行乡里的地主恶霸、退役军官扭成一股黑网，疯狂地运毒贩毒，谋取暴利。

　　特务陈辉于1949年12月潜入南京，秘密建立“苏鲁皖人民反共救国军第五纵队”，活动经费就是从他几次由安徽贩卖烟土到南京的利 润中抽取。素有“东门毒窟”之称的大毒贩谷朝选，1928年拜青帮头子卜凤山为师，勾结日本领事馆、国民宪兵队和侦察队特务合伙贩毒。建国后，他利用“德 新浴室”老板的身份为掩护，大量制毒贩毒，害死了很多人，连他老婆都说：“谷朝选要是因为贩毒被枪毙，我没有话说。”

　　更为严重的是，一些战争年代冲锋陷阵的革命者，也成了毒品的牺牲者。吉林某市副市长殷花和助理崔光，就在毒贩梁发的引诱下，抵不住美女和鸦片的诱惑，利用职务之便给毒贩提供便利，还拉了当地公安局长、税务局长、组织部长一起做毒品买卖。

　　青帮“通字辈”头目车惠轩，从1942年起即勾结汪伪特务、日本商社进行贩毒。解放后为寻求新的庇护，他用金钱、美女、毒品使泥马巷派出所所长王某吸毒上瘾，从一个正直的国家工作人员腐化成了吃喝嫖赌、吸毒、包庇毒贩的罪人。

　　周恩来发布命令三年时间鸦片肃清

　　中共中央决心整治烟毒。1950年2月24日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《严禁鸦片毒品的通令》。通令规定：各级人民政府或人民代表大 会应把禁烟禁毒工作作为专题讨论，定出限期禁绝的办法；设禁毒禁烟委员会，由民政会会同公安机关及人民团体组织；禁绝种烟，少数民族地区可有步骤慎重执 行；禁止贩运、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，违者从严治罪；限期缴出散存于民间的烟土毒品，并由政府酌予补偿；逾期不缴者没收并治罪；吸食烟毒的人限期登记；卫生 机关配置戒烟戒毒药品，免费或减价医治吸毒者，或设置戒烟所。

　　1952年下半年，政务院又发布《关于严禁鸦片烟毒及其他毒品的命令》，中央集中力量、集中时间，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一场群众性禁毒运动。至1953年底，新中国就基本上肃清了鸦片毒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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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大烟贩赵典之

　　在近代中国，赵典之是赫赫有名的“烟土大王”。1916年，当时湖北督军王占元与孙传芳商定，以“协助粮糈”名义，准许福记、福康 隆、同康等八家公司领照开设土栈。八家公推赵典之为代表。烟土商交货贴花、兵船包运、提货交保护费，都由赵典之与军警头头协商，自此他开始控制了武汉烟土 进出。1926年北伐军进驻武汉，赵典之又巴结上武汉警备司令刘佐龙，当上了“警备督察处”处长，名义上这是缉私禁烟的机构，实质上是借助军警干贩卖烟土 的勾当。

　　武汉英租界多，英人也插手鸦片贸易，经常借各种理由查抄中国烟土走私船。赵典之与洋人之间的怨恨颇深。某日，“沙逊洋行”走私鸦片 的霍克和日本浪人龟田来访，还带着两个高大的印度汉子。赵典之猜想他是要绑架自己。赵见来人摸枪，一下子就扑过去钳住霍克，招呼躲在暗处的“武昌帮”兄弟 们把四人拿下。赵典之给了霍克十几个大嘴巴。

　　赵典之是一个没有太多是非观念的黑帮人。上世纪40年代，赵典之金盆洗手，1952年病死在汉口医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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